太宗即位后，尽力规避山东高门对政治的影响，但是在朝廷重臣中，山东庶族仍然占据主流。在太宗的二十八位宰相里，高士廉、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二十二人都是山东人。

而在这些人中，房玄龄的妻子是范阳卢氏的女儿，魏征为儿子魏叔瑜求娶了太原王氏的女儿，李勣为儿子李震求娶了太原王氏的女儿，其余重臣也多与山东士族通婚，此处便不再一一说明。

这些重臣可以凭借自身政治地位与山东士族通婚，但是其他一些地位较低的朝廷新贵要想与山东士族通婚，就需要重金聘之。

贞观六年，面对朝廷新贵为了提升声望地位向山东士族买婚的情况，太宗命人以当朝官品、人才修《氏族志》。然而在贞观十二年修成第一版《氏族志》上，山东博陵崔氏（崔民干）列为第一等。

对此，太宗怒斥，“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 唐会要 ·卷三十六》）”

随后，太宗命高士廉等人重修《氏族志》，这次以皇族李氏为首，外戚次之，博陵崔氏（崔民干）被列为第三等。

尽管《氏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李唐新贵的声望，改变了社会门第排序观念，但是朝廷诸臣从上到下多与士族高门通婚联姻，已然形成利益联盟，自然会维护士族高门的声望地位。这也导致即使到了唐朝末期，社会上仍然以与“五姓七望”通婚为荣。这种情况一直到了黄巢起义，屠戮士族高门，尤其是对“五姓七望”进行重点打击，杀人掠财，才真正终结了门阀士族制度。

回到显庆四年，羽翼丰满的李治在彻底解决长孙无忌等权臣的同时，也开始整治这个唐初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