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出生那年，妈把四岁的易颂送去了舅舅家，给舅舅当儿子。舅舅家有一个女儿，易颂去了给她当弟弟。

那一年香港回归，大字不识几个的妈和爸给我取名叫元，说是九九归一。

二零零一年，我还没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幼儿园，东头的小学只有一到六年级。雪白的墙上刷着猩红的好好学习的标语，墙根的红呈褐色，掉了漆，隔年就会有新漆补上。新旧交叠的厚度令那面墙有些凹凸不平，凹进去的地方很薄，微观来看，那像一个有底的洞，随着岁月的粉刷而越来越深。就像人生，遍布陷阱，崎岖不平，不知道哪一只脚会猝不及防的迈进去，拔不出来。

就像我和易颂。

那天是阴天，北方的春天风很缠绵，石棉瓦在风中巍然不动。锡灰色的天被风拧出寒气，我在豆角架下面挖蚯蚓，潮湿的土壤里总有几条蠕动的红色蚯蚓。妈种的是长豇豆，她买的菜籽是这样的。她还想种长虫豆角，那种豆角又叫蛇瓜，比长豇豆大多了，挂着像长虫，隔绝着羊圈和厕所。这种豆角把我吓得不敢在家里上厕所，我爸后来就把苗拔了，叫我妈种长豇豆。羊圈上面的石棉瓦很新，爸刚盖没多久。易颂就来了。

易颂八岁，我只到他胸膛，他身上有着营养不良的瘦，眼神看上去有点硬。妈说这种是木。我不懂，妈也不懂，易颂的‘二进宫’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怎样一种磋磨。

爸给易颂转到了小学三年级，易颂白天上学，晚上回来扫地烧火喂羊，他连吃都吃的不多。对于家中突然多出来一个人这件事，我接受的很快。因为易颂话虽不多，可他会抱着我给我穿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