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2002年春，美国，马萨诸塞州。
剑桥市的秋色绚烂，查尔斯河的流光溢彩，哈佛红砖建筑里弥漫的古老气息……这些都与安娜无关。她的世界只剩下图书馆彻夜不灭的惨白灯光、写满公式和文献引用的巨大草稿纸、永远冰凉的外带咖啡杯、和一颗如同精密仪器般超负荷运转到极限的大脑。
为了完成那苛刻的双重任务——既要在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哲学（Philosophy）专业拿到优异的本科文学学士学位（B.A.），也要在哈佛文理研究生院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专业拿到优异的文学硕士学位（M.A.）——安娜将一天24小时压榨到了极致。她的宿舍更像是睡眠补给站，平均每天不足3小时睡眠是常态，经常靠着咖啡因药丸和红参饮品强行提神，实在撑不住才趴在书桌上小憩十几分钟。饮食完全紊乱，速冻披萨、能量棒和高糖饮料是主要能量来源。她像饥饿的饕餮一样吞食着知识，大脑被密集的信息轰炸到近乎麻木。
现在的哲学对她来说简直是炼狱。本科阶段的核心哲学课程是严酷的逻辑思维训练场。《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当代交锋》（Metaphys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Realism vs. Anti-Realism）要求她啃读晦涩艰深的海德格尔的德文原版著作《存在与时间》选段和现代英美学者的分析文章，构建严密的论证链条；
《伦理学：功利主义批判》（Ethics: Critiques of Utilitarianism）迫使她在康德的道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与各种情境伦理学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立场；《知识论：怀疑论与基础主义》（Epistemology: Skepticism and Foundationalism）则让她在笛卡尔、休谟、维特根斯坦乃至后现代解构的漩涡中挣扎。她的期末论文《自由意志：兼容论在神经科学挑战下的存续可能性探微》改了八稿，打印出来厚得像本小册子。这些训练锻造了她思维的锐利，却也让她时常陷入存在主义的虚空。
而比较文学的跨域重压更是让她溃不成军：硕士阶段的核心——《全球现代性视野下的东亚叙事》（East Asian Narratives in Global Modernity）、《翻译的政治：殖民与后殖民语境》（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Contexts）、《流散文学与身份构建》（Diaspora Literature and Identity Formation）——将她引入了更广阔的文本海洋和理论迷阵。她必须在韩国古典汉文文学（如《春香传》）、日本现代小说（谷崎润一郎）、英法后殖民理论（法农、萨义德）、解构主义（德里达）等多重维度间灵活穿梭。
课程讨论中，她必须运用流利的英语，引经据典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辩驳分析文本中隐藏的权力结构与文化位移。这不仅仅是语言和文本的较量，更是跨文化理解和批判性思维的极致考验。
身体的警报频频拉响。长时间在图书馆昏暗角落对着屏幕，导致她视力急剧下降，眼白时常布满血丝，眼球深处因长期干涩和高压传来持续的灼痛和针刺感。体重急剧下降，脸颊凹陷下去，颧骨显得更加突出。严重的神经性皮炎在压力爆表时爆发在手臂内侧，抓痕清晰可见。免疫力在极限透支下崩溃。
冬天的流感季节，她在图书馆高烧昏厥过一次，被紧急送往医院。住院两天后，不顾医生劝阻，挂着退烧针的点滴，她让同学把笔记本电脑送进病房，在病床上完成了《跨国视角下的教育焦虑叙事比较：以韩国升学小说与美国家庭成长回忆录为中心》这是她为比较文学硕士高阶课程撰写的一篇要求极高的学期论文的截止前的最后一次修改。
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面对本科哲学和硕士比较文学的独立研究项目（Senior Thesis），这是她本科身份洗白的关键环节，也是获得“magna cum laude”（以优异成绩）荣誉的核心。而且她还面临着来自比较文学硕士的资格论文（Qualifying Paper/Master's Thesis）也需要达到“with distinction ”（以优异成绩）的双重绞杀。
在哲学的终极拷问与身份映射中，她为本科哲学独立研究选择的论题是《身份的建构性与叙事性：从休谟到利科的哲学谱系及其对韩国个体化进程的映照》（The Constructed and Narrative Nature of Identity: A Philosophical Genealogy from Hume to Ricoeur and its Reflection in Korean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表面上是深奥的哲学思辨，内核却与她自身经历血肉相连。这需要她深入追溯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自我只是一束知觉”的颠覆性观点、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关于“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的核心理论，并艰难地将这些西方理论应用于分析韩国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身份认同的复杂撕裂与重构。
无数个夜晚，她在西方哲学巨匠抽象的思辨与她自身在洪川、明志未来以及哈佛伪造与重塑身份的挣扎之间反复撕扯。那些复杂的逻辑推演卡在死胡同时，她感觉自己就像休谟笔下的“知觉之束”，随时可能因无法自洽而彻底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