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我苦苦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易颂被通知要开会，他其实收到通知邮件的时候有些生气，可他并没有反抗的权利。我知道他越生气面上越不显，他一生气眼珠就黑黢黢的，像深潭。

我想了想，跟他说我要是爬到山顶就给他拍照片。易颂一声不吭的望着我，我真恨我还在读书，如果家里是我在赚钱，我会立刻拉起易颂的手，二话不说到山脚下先买两张票，他想什么时候爬，想怎么爬，都由他。

返程的票已经买好，我马上要开学了，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在这里逗留了。易颂的情绪来的突然，我没想到他会生气的。他坐在酒店椅子上，经年的灯罩散发出昏瞑的光，他鲜寡的表情有些难以捉摸。

这对他很重要吗？是这件事很重要，还是单纯的计划被打乱令他生气？我踱步到他身后，双手搭在他的肩，他意欲扭头，我重重的捏着他的肩，他默契的不再回头。他一身的硬骨头。我卸了几分力道，说：“等会儿开会要迟到了，叫个出租车过去，中午一起在外面吃饭好吗？”

他不说话。

“你想的话，下次我们再来。”

易颂叹了口气，任命的出门去了。

回去的路上，他变得有些消沉，我想进了社会的人是这样的，他也不能例外。再也没有温室可以用来长久的躲避现实了。他倚在我的肩，短暂的睡去，中途醒来后又会把后脑抵在座位靠背，每当这时，我就要悄悄的靠近他，等他的脑袋再度落回我的肩膀。我会接住他的。易颂迷朦着醒来又要坐正，我反手勾在他下颌，示意他就这样睡。

我们出站是在晚上九点，易颂提着行李箱站在路边等车，一排排的的士亮着绿灯，像会发光的水母向我们驶来。夜晚的城市如同一片深色的海洋，立交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像巨鲸身上的藤壶，分不清到底是车在流动还是桥在流动，也分不清是人在过日子还是日子在过人。

我开学后，易颂在年底搬了一次家，东西不是很多所以没有叫搬家公司。他转正以后换了条件更好的房子，那个地段离学校稍微有些远，主要是交通不便，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都没有直达的，坐出租车很费钱，我去找易颂的频次便降低了。